二五附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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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15年(1926年)10月,广东革命政府自动征收2.5%的关税附加税。闽厦福三关于民国16年初按例开征2.5%附加税(奢侈品征5%)。民国18年(1929年)2月1日,施行中华民国新税则,将各内地税局及煤油特税局裁撤,其事务归并海关办理。是日起,福建各关启征土货出口二五附加税;土货复进口二五附加税;机制洋式土货出口二五附加税。同时,停征外国进口货和进口奢侈品附加税,该项进口税已按新税则调整。另外,50里内常关对进出口货物加征半额附加税;在常关缴纳附加税后,货物运往他处,概免重征。
中文名
二五附税
时    间
民国15年
机    构
广东革命政府
行    为
开征2.5%附加税

二五附税简介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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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南京国民政府成立之后设立的第一个内国公债库券还本付息基金保管机构,其成员以上海金融界和商界的代表人士为主,另有国民政府财政当局的代表。该委员会自1927年5月成立,到1932年4月正式改组为国债基金管理
1926年,南方所倡导的北伐进行的轰轰烈烈。面对现实的政治形势,江浙财阀在同年成立了商业联合会,由虞洽卿、王一亭、吴蕴斋三人任主席,同时在上海的县商会、闸北商会、银行公会、钱业公会、交易所公会、南北报关业公会、纱厂联合会、面粉公会、金业公会、粤侨商业联合会都成为这一新组织的成员。实际上上海原本已经有了一个总商会,虞洽卿等人成立商业联合会这一新组织实际上就是要为由江浙财阀主导,北方的华北财团支持的南北合流这一政治行动服务。
担任联合会会长的三人,虞洽卿是时任北伐军总司令的蒋介石在上海时的旧交,是江浙财阀中深知蒋介石底细的人,。王一亭则是作为上海工商业的代表参与其中。而吴蕴斋则是作为北方和银行业的代表出面。
当蒋介石把自己的北伐军总司令部移设到南昌,虞洽卿即刻派代表与蒋介石进行接洽。双方经过几次的接触以后,虞洽卿认为,蒋介石“很讲交情”,“对于浙东乡谊看得很重。”这就坚定了江浙财阀继续支持蒋介石的决心。江浙财阀在要求蒋介石迅速稳定局势方面的同时也答应在经济上将进一步队蒋介石方面进行倾斜。在财政方面,当蒋介石抵达上海的时候,江浙财阀的领军人物们便出面组织了江苏兼上海财政委员会,来协调对蒋介石的财政支援的问题。这个委员会的主要委员基本上是由江浙财阀中的头面人物来担任,如:主任委员一职就是蒋介石的老相识,宋子文的莫逆陈光甫来担任;其他代表则分别代表了金融、盐业、钱庄和工业界的各方势力。

二五附税其他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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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兼上海财政委员会甫一成立,就通过在银行和钱庄的活动,为蒋介石垫借了活动经费300万元,用来作为蒋介石发动“四.一二”政变的活动金。这笔资金也是江浙财阀与蒋介石之间在达成合作协议以来的第一笔直接资助。
江浙财阀对于蒋介石支援也并不是仅仅局限于经济支持。蒋介石抵达上海以后的大部分外交活也是由江浙财阀牵头进行的。为此江浙财阀发起筹办了苏、浙、皖三省联合会并且专门成立了军事、外交两个委员会,并由曾任参议院副议长的王正亭当任外交委员,负责蒋介石方面对美国的外交工作。而商业联合会也设立了外交委员,为蒋介石进行海外宣传。并且在南京事件之后,通过外交途径,成功的调解了美、英、日三国与北伐军之间的紧张关系。并且由江浙财阀的头面人物虞洽卿出面牵线,陪同上海各国领事的代表挪威领事去拜访北伐军东路总指挥白崇禧,并且达成了保证租界稳定的协议。当日本借口保护侨民增兵上海、汉口的时候,仍然是江浙财阀出面,安抚了日本驻华公使,并且一再表示形势得到控制。随着卓有成效的外交工作。通过江浙财阀的牵线搭桥,蒋介石与列强的关系得到了稳定并且双方建立了牢固的利益关系。
江浙财阀与蒋介石的关系更进一步的发展则是在“四.一二”之后。随着蒋介石的清党宣言的发表。江浙财阀迅速表明自己的立场。在4月25日就拿出了300万的慰问金,进行犒赏。并且在蒋介石成立了南京国民政府之后,江浙财阀中时任中国银行副总裁的张嘉璈答应了蒋介石由中国银行分期垫付1000万元经费的请求,并且江浙财阀出面牵头,通过上海商业联合会认缴了500万元给南京政府。但是值得注意的是,当时中国银行的汉口分行同样给予武汉国民政府1650万元的巨款。因此在此后的宁汉合流,江浙财阀同样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随着蒋介石南京政府的发展,每日资金的需求量逐渐增多。于是陈光甫担任主任委员江苏兼上海财政委员会被委托来主持发行用来缓解南京政府财政困境的总数为3000万元的“江海关二五附税库券”。江浙财阀中的金融家为了让南京政府承认北洋政府发行的公债和还本付息;盐商们为了保持手中祖传的盐票继续有效;而其他行业业为了能从新政府中得到好处,很快就将先期发行的3000万认购一空。具体分配分别是:上海银行业和钱庄业500万元,上海商业联合会300万元,江苏、浙江两省1200万元,绅富700万元,两淮盐商300万元。江浙财阀对于南京国民政府的有利的支持,使得南京政府有了稳定的财源,站稳了脚跟,并不断的扩张实力。
由于南京政府不仅要与北洋政府作战,还需要分化收买武汉国民政府,因此军费和“特别费”的开支不断地加大,财政更是捉襟见肘,只能靠借款来解决。而借款一多,江浙财阀中便有异议,认为支持蒋介石已有大笔资金投入,但没有见到效果,只见到不住的要钱,感觉代价太大不合算。此时正赶上由于无法应对财政危机,南京政府的财政部长古应芬被迫下台,财政部长一职由宋子文接任。宋子文上台伊始,便提出再次发行库券1600万元加上上一年(1927年)10月份发行的2400万元库券,合起来共计4000万元,被称作“续发江海关二五附税库券”。这等于仍然需要江浙财阀中的银行先期进行大量垫款,并且江浙财阀仍然需要将此数额的库券认购下来。作为江浙财阀中实力最为强大的银行中国银行的总经理,张嘉璈不愿意在次垫付巨款,而且江浙财阀中的中小资本也纷纷表示对于债券的再次承购万分困难。因此当蒋介石与宋子文几次邀请张嘉璈去南京商谈此事,张嘉璈都留在上海不肯去。对此身在南京的蒋介石与宋子文也是无可奈何。并不是此二人心胸有多么大度,实在是形势所迫,无能为力。当时蒋介石的南京国民政府急于得到各列强的承认,形成南京政权的合法性和唯一性。无奈各国列强的公使或来到上海或去武汉就是不去南京。而张嘉璈所代表的江浙财阀偏偏与列强中的英、美、日有着紧密地联系。张嘉璈曾经频繁的会晤在上海的英国公使兰普森、美国公使马幕瑞以及英美两国驻上海的领事,为其与南京国民政府的外交接触牵线搭桥。就连南京国民政府外交部长黄郛与英美两国的外交谈判也是在张嘉璈的家中进行的。
无可奈何之下,为了解决迫在眉睫的财政危机,宋子文只好亲赴上海与张嘉璈交涉。宋子文来到上海,就提出“银行界如能帮助发行库券(即先垫款),则政府对于关税问题,则完全可以采纳银行家的意见。”张嘉璈则认为这是两回事不能混为一谈。张嘉璈则建议政府先召开关税会议,从增加关税入手。宋子文则很清楚,关税在列强控制之下,即使增加也不会太多,而且缓不济急。由于蒋介石坚持要求张嘉璈要先垫付1000万元,并且扬言要查封中国银行库存,对张嘉璈下令通缉。谈判几于破裂。最后通过虞洽卿、黄郛等的调解,解围,最后达成江浙财阀中的银行以钞票发行额的10%垫借。“续发江海关二五附税库券”正式发行时的办法与认购者基本相同。通过这两次的库券认购,江浙财阀向南京政府提供了7000万元的经济资助。为南京国民政府最终在与武汉国民政府的斗争中的胜出奠定了胜利的基础。
江浙财阀在为南京政府进行财政支持的同时,还为南京政府策划发行长期公债。来弥补政府赤字。1928年,中国银行副总裁张嘉璈就向时任财政部长的宋子文建议要在发行公债上动脑筋。“公债信用一佳,则百事迎刃而解。”最后双方达成协议,国民政府发行公债,由江浙财阀牵头的几家大银行买下,然后再由银行出面在证券市场抛售。银行自己也留下一部分。对于这种自己所掌握的金融资产利害相关的公债和库券,当然也要有债权上的保证,为此又成立了公债基金保管委员会,这个委员会按照海关关税收入的情况可以对政府新发行的公债便是赞同与否的意见,并负责公债还本付息紧紧的掌握。而这个委员会的主任委员仍然是由江浙财阀出身的浙江实业银行总经理李馥荪担任。
通过种种措施,江浙财阀最终于南京国民政府紧密地结合在了一起,而南京国民政府依靠着江浙财阀的支持,逐步打垮了盘踞中国的各个政治势力,成为了中国大地上最有实力的政权。随着南京国民政府的逐渐稳定,作为答谢江浙财阀对与其建立过程中的支持,大批财阀中的领袖人物进入国民政府任职。陈光甫则通过“江海关二五附税库券”的推销,深得蒋介石的赏识和持券人的信赖,使得他的上海商业储蓄银行在社会上赢得较高的信誉,并且由于他和美国银行业的良好关系,两笔国民政府的美元借款都是由他负责,最后当上了国民党元老才能担任的政府委员。大纱厂老板荣宗敬泽担任了中央银行的理事,虞洽卿则担任了中央银行的监事。大盐商徐静仁则担任了国民政府财政部盐政处处长。而在中国当时最具实力的两大银行中国、交通两行基本为江浙财阀所把持。连同蒋介石建立的中央银行中几个重要的理监事也成为江浙财阀的囊中之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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